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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咸平控制中国式通胀的四大建议

2019-10-09 15:02:31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郎咸平:控制中国式通胀的四大建议

发改委最近表示,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,我们的物价总体是稳定的。去年我们CPI涨幅是5.4%,今年全年物价上涨目标控制在4%左右。我们首先要问,中国式的通货膨胀究竟是怎么来的?我发现我们老百姓普遍都有两种观点。一种观点说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,主要是外国人爱用美元买我们东西,又爱用美元对中国投资,央行也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,只好对应发行人民币,这样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币。另一种观点说别光看票子,看看各地的民营企业吧,到处都缺人,不涨工资能行吗?再看看房价,大家都往城里挤,房价一涨,什么成本不都得跟着涨?还有自然资源,中国人口这么多,有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,有钱了就买车,买车就要更多的钢铁、石油,这物价不就涨起来了?

我简单总结一下,前面这个是说多印的票子是从外面来的,后面这个是说尽管有外因,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。这两种观点其实来自于两位知名经济学家,外因论属于周其仁,内因论属于夏斌。两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了,都曾经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

我为什么要和两位专家辩论呢?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清楚,外因论、内因论,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资论,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释现在的通货膨胀。但是,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。这就好像郎中诊病,都看出来是体温过高,可是三个郎中诊断的病理却不同,开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。

那么如何防范这三大通胀风险呢?我在《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》一书中给出了控制中国通胀的四大建议。

第一,外因论提醒我们外汇储备这个殷实的家底是源头祸水,因此必须釜底抽薪,加以控制。周其仁对此已经提出了很不错的建议,就是用财政资源购买美元,使本来流向民间的资金被政府收回。我顺着这个思路讲,长期的做法应该是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,具体手段包括适度启动人民币升值,调低出口退税,或者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。同时,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,有效优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,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。

第二,外因之所以能传递进来,也是因为我们内部的问题。按照内因论的思路,我们需要加快经济转型,深化经济结构调整。我顺着夏斌的思路作出推论,内因论等于承认了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快速上涨,如果政策得当,让工资上涨的幅度快过生活成本,那么,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伤害就能降到最低。

第三,一切的根本都是因为政府投资,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汹涌而来的货币。有了大量涌入的货币,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就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,从劳动力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。对我们来讲,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,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,走出现在这种“上市圈钱补充资本,大举放贷,再去排队圈钱”的怪圈。现在,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,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,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,影响自己的仕途,所以国有银行往往对地方政府开一面。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,就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:其一是利率市场化,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;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,这样民营资本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,如此既能吸回流动性资金,又能给予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带来真正的约束。

第四,我们还应该警惕行政型通货膨胀和垄断型价格上涨。比如石油,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2008年高,可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却比那时候要高出不少,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燃油税的问题、多少是所谓暴利税的问题,又有多少是垄断企业借优势地位垄断定价的问题呢?再比如电价,电厂亏损的根本原因是上电价偏低,而不是居民零售电价的问题,电厂的成本利润还相对透明,可是中间抽成赚大钱的垄断电是不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?这种情况下,贸然调高电价和以阶梯电价之名提高电价都会推高物价。类似的,银行、民航、公路、土地一级开发等等,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

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垄断国企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,其任何涨价行为都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,因此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。相反,我认为在必要情况下,应该让部分垄断企业适当亏损,以此补贴老百姓。针对这一点,北京就做得比较好。北京推出了交通补贴,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长时压低了公交价格,把补贴从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。现在就这个政策每年的补贴有100亿元。这样既能引导老百姓出门多采用公共交通,缓解交通压力,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。

说到这里,大家应该看到我们三个人的理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矛盾。我再把脉络理一下,2007—2008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外因驱动,而央行没有从源头处理,错失改革良机;积攒下来的20万亿元存底,乘上杠杆效应,烧起了2010—2011年的通货膨胀。而无论是高铁还是基建的热情本来应该至少提前6个月熄灭的,可惜迟疑了。当然,我们能体会到货币当局的苦心,毕竟中国的统计数据基础如此不堪,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体系如此特殊,美联储有格林斯潘尚且会犯错,我们也不必对自己的货币当局过分苛责。

但是,留下来的残局才是最难收拾的,现在因为害怕通胀抬头所以不敢放松信贷,结果经济萎靡不振。可是经济下滑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恶化,所以又得想办法宽松货币。更不幸的是,人口红利已经没了,未来中长期我们要持续面对内生压力带来的通货膨胀。因此,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,我必须再次发出我的警告: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中长期都摆脱不掉通胀这个瘟神,地方政府这种重投资、重税收的GDP主义一日不改,中国就无法摆脱通胀的魔咒,我们千万不要看着通胀落了一点就又跃跃欲试放开货币闸口。这就像一个有肺炎的病人,别以为感冒好了、高烧退了,病就痊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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